Christina Romer, who is designated by President-elect Barack Obama  as Chair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upon the start of his Administration, is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Berkley. Following is an interesting story between her and Harvard, from Wikipedia (maybe she is not so well-known to many people even economist students, since she's more on economic history; it's said that it's her knowledge on 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in great depression makes her the choice of Obama):

2008 Harvard job offer

In May 2008,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voted to offer her a tenured position, with an accompanying job offer arranged for her husband David Romer in 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owever, Harvard President Drew Faust vetoed the appointment for Christina Romer, and her husband did not accept the solo job offer.^[10] The decision not to offer a position to Christina Romer was widely criticized. David Warsh, an economics journalist wrote, "By any measure, Mrs. Romer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women in economics."^[11] "Harvard would seem to have a great deal of egg on its face right now," commented Portfolio's Felix Salmon.^[12]

今天凌晨坐车去纽约，办了香港进入许可，又回到波士顿。还好，没怎么辛苦。等拿签注的时候在附近的星巴克吃了早餐，然后看书，到也蛮惬意。也没那么不喜欢纽约了，不过曼哈顿唐人街的华埠街越走越没意思（只是穿行着去做巴士而已，不是逛街），看来下次得去法拉盛。

 

据说明天要下大雪，还好我英明今天就去纽约了。

 

12月23号到达香港，呆一个月左右，不过并不闲。欢迎有事有话骚扰。手机号码暂时不知，可email联系。

这两天在看这本书。还没看完，所以不能评价这本书有多严谨，价值有多高。不过对全面了解中国30年的历程，对学术争鸣肯定是有不小的帮助。一些议题：比如informal institution，如我前面一个博客讲的，informal institution is interesting, how what's more interesting is how robus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 (if any evolution). 还要加一个counterfactural的视角：假如当时就formal了，会有什么effect?还有，在历史环境下，有可能让它变得更formal吗？黄举了联想等公司的例子，说明国内制度缺失情况下很多公司只能利用香港的良好制度来发展，但能access到香港的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公司却只能是少数，所以假如香港做为一个informal的渠道（现在香港当然越来越可以看作是中国体系的一部分），这个渠道是unrobust的，类似的民间借贷、家族联系、政治联系等这些informal的东西当然有趣也为企业家弥补制度缺失起到一些作用，但在大的制度缺失的条件下，然而顶多是次优的，所以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渠道的发展演变就是更深一层更重要更有趣的问题。当然这本书还有其它重要议题了，包括很多人都说过的80s跟90s政策的绝然不同。黄认为80年代的改革虽然是务实的，带有试验主义色彩的，渐进的，但总体上是pro rural的，pro private sector的, liberal的，并且幅度是很大的，变化是很快的，所以80年代是渐进中透着激进，但基本上这些激进的政策黄持positive态度;80s充满了rural enterprenureship,但到了90年代政策环境就变了:urban-biased, state-led, re-centralization (当然公共服务的expenditure side就不是centralized了), industrial policy, 并且90s也有很多大规模的激进政策(这些激进政策黄持negative态度，比如在社会保障体制和工人去路没搞好的情况下就强迫工人下岗，当然这个不同人持不同看法，也有一个半满还是半空的问题；大力抓大、大力依靠FDI和外贸；对农村信贷的缩紧，对非正式金融的取缔等)。

 

在方法论上，该书强调细致的measurement，细致的数据和文档收集查阅，这倒是很有必要强调的：首先把stylized fact要弄清楚，而不是一下子就做数学模型和计量回归。该书的理论深度，对机制的阐述，倒还需要再深入探讨：比如城市化、产业政策、区域倾斜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论争鸣和结果评估，这些黄在书中批评的多，指出了自己的观点，但跟其他不同观点的真正交互还是少。比如即使假定这些政策有缺陷，那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它是否是一种必然，一种无奈，有没有更好的策略， 诸如此类。详细的评论以后再谈。

最近有些人搞了个**宪章，据网站消息，受到高层压制。看了宪章内容，写什么又能怎么样，耍耍嘴皮子而已，又做不了政治家，所以有人说是温温水水也不算太错；从学术角度讲，当然就不够严谨了，不过或许能施加一点压力；到了高层那里，就是严重的事情了。有几个熟悉的名字，有趣的是，其中有几个经济学家。不去评论此事本身。

 

不过挑出其中一条：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这里要讲一个故事。我哥上初中的时候，用的教材是《公民》。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但这本教材的题目和内容让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好像也没看多少内容，但这本书让让我印象很深）。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用的教材就变成《思想政治》了。当然觉得很奇怪，也有些失落：新教材当然没有老教材有趣。有意思的是，初一是一个老头给我们上思想政治，这老头很nice，内容当然是跟着教材来，也比较正统，但没那么闷，偶尔有一些时评；后来换了个年轻的男老师，讲课在那时的我看来比较出格，不按教材讲，还批评政府（其实主要是批评中国太过集权，没有特别大逆不道的话），那时我是有点郁闷的（想想当时应该不是他讲的东西对当时的我来讲出格了，还有是他本人看起来就并不是什么真的很正义凛然的知识分子，反而有点流氓习气，没真正好好上课，吊儿浪当的样子；一个对比：我小学语文老师对改革前历史的评论，就并没有让我不高兴），于是有一次碰到前面那老头，就跟他抱怨了一下。后来那男老师又不教了，换成了一个年轻女老师，讲课没意思，照本宣科的样子，一点热情都没有，记得同学们对她的印象就是她似乎每天都换一套衣服（俺咋就没太注意）。初中的时候俺还是比较认真学习思想政治的，特别是初三的时候，中考还考了99/100。俺后知后觉，89事件的时候其实也没看太多非主流信息，当然大概是知道的（我思维方式比较抽象主义一点）。不过俺在小学四五年年级的时候就被小学语文老师灌输了很多大跃进，大饥荒，上山下乡，文革之类的东西，所以对政治是有一点兴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初中认真学思想政治的原因，当然那时候还比较认同教材上讲的，或者至少认为是有些道理的）。

 

扯远了，这里要说的是，学了计量经济学（或者说定量实证方法）之后，我时不时会想到这个故事。我哥上《公民》，到了我就上《思想政治》，变化真大。这真是一个很好的natrual experiment啊，可以做对学生日后的影响（政治态度，人生观，价值观，专业选择，职业取向等）。当然这里首先要有跨地区的variance：但考虑到政治因素，那时候可能是全国统一都换成《思想政治》教材了，难道当局还会让一些地方继续用《公民》教材？或者《公民》教材之前并不是全国都用，这样或许也可以找出89之前一个相反的natural experiment来。另一个问题：最大的confounding factor当然是政治环境了，或者说用教材这个变量到底想反映什么，很难跟政治环境分开。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12_6_13_4_15_548.html original:中国青年报